草料是什么纺织(请教大家现在振兴新农村建设)

草料是什么纺织，请教大家现在振兴新农村建设？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我，我觉得随着乡村振兴步伐加快，我们扬长避短，发挥当地特色，找到突破口，遵循市场规律，把握行业动态，跟进国家政策，切勿盲目盲从，不要跟风，适合的才是合适的，投资有风险，入门谨慎，找当地特色，看全国差异，有技术基础，有优势，才会脱颖而出！

沙俄为什么在一战中不堪一击？

一战的时候，伟大领袖斯大林因为抢劫造反等罪名被沙俄政府判了刑，正在监狱里关着，没能发挥作用。当然，这个只是说笑啦（实际上是因为斯大林手掌的缺陷，不符合入伍条件，后因继续搞事情，在1916年被捕，流放到了阿钦斯克）。严肃地说，究其原因，主要可以看这么几个方面：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战争潜力、国内团结稳定的政权、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和大量输血式的援助。

第一、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战争潜力的不同。

战争潜力包括各种资源、工业生产能力、人力、财力和精神力量等等。

一战时期的沙俄算是各个列强中的“后进生”，经济结构单一，工业生产能力差，既没有拿得出手的武器装备，也没有过硬的工业生产力，导致前线的配备跟人家比，都差着档次。

虽然沙俄中上层贵族早就“与欧洲接轨”，雇佣法国家庭教师，法语说的比俄语溜，当官的都有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经历；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老百姓基本都是一贫如洗的文盲、半文盲，大部分从事伺候贵族老爷、挖土豆或者养猪放羊等低端活动，非常缺乏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只有“铁匠”、“木匠”这样的手艺人。

再看二战时的苏联。苏联从诞生起就一直被世界各大国视为“异端”，恨不得灭之而后快。因此，苏联自身的危机感非常强，一直感觉“有刁民要害朕”，几十年如一日的勒紧裤腰带，不管不顾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产业，不断的扩充军备。

在资本主义世界被29-33年的经济危机折腾的精疲力尽之时，苏联的“五年计划”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俨然建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丰富的战略资源，极大的提升了苏联的战争潜力。

比如，战争初期，苏联的军备量是大得很，但是品质不是很好。在巴巴罗萨开始阶段，较为低端的武器装备不太占优势。这点纳粹德国看得很清楚，此时，德军虽然在实力上强于苏军，但在增长速度上落后明显，所以选择先发制人。毕竟，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可是大大超过德国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到了相持阶段，苏联不但技术提升的快，而且效率更高，装备的量更大了.....

第二、国内形势不同。

一战是维多利亚的几个大孙子和外孙子、侄孙子、大外甥之间的互殴，即，所谓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老百姓只不过是是沙俄贵族老爷的棋子和炮灰。结果，逼急了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仗打到半截国内闹革命，先是二月革命，后就是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一边对外战争，一边收拾国内革命残局，放谁谁也受不了。

到了二战，苏军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左手掐德国纳粹，右手干日本鬼子。这自然离不开苏联国内政权强大的号召力和控制力。

二战对于苏联军民来说，那是个险些“亡国灭种”的战争，国耻家仇互相交织。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西部地区有不少老百姓箪食壶浆的迎接德军，甚至还主动加入了党卫队外，苏联广袤的领土上的一百九十多个民族都自发的尽其所能，团结一致，坚壁清野，誓死抵抗。下图，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全列宁格勒的老百姓挖战壕，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最典型的是1941年11月莫斯科红场阅兵，莫斯科被围城，岌岌可危之际，斯大林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莫斯科（尽管撤退用的飞机和火车都已经准备好了)，之后成了苏联和俄罗斯几十年如一日cosplay的重要节目。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苏联政委在战争中的作用。

政委负责督战，执行《270号命令》（授权直接枪毙逃兵），专门拿手枪对准临阵脱逃者，一律杀无赦。督战的情节在各类影视作品中被不断的过分演绎，甚至往往被妖魔化，成了“黑”苏联的一大卖点。

苏德战场上，德军的规矩是，被俘的红军政委不用审判，直接就地枪决。所以，在卫国战争中，政委的死亡率一直位居榜首。因此，政委上战场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总是带头冲锋，乌拉乌拉一通鼓动，身先士卒，真正玩命打，用血肉之躯保持着苏军旺盛的战斗力。

第四、苏联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

先看对手德国人的国防动员。二战德国还深受着普鲁士传统精神影响，认为打仗就是男人的事，拒绝动员妇女上战场。希特勒也不例外，他对妇女的定义就是“花瓶和生育工具”，甚至不提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建议妇女就应该美美哒呆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伺候丈夫，美其名曰“以理家和生育的形式支持国家发展”。

因此，“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是不存在女性的。身穿军装制服的德国女人不是正式军人身份，叫做国防军女助手，多是话务员或者随军护士，并没有上前线的机会。甚至在战后的西德军队，直到1970年代才有了正式有军衔的女军人。在42-43年德国的大规模国防动员中，也是只抓男的，大量宝贵的技术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当炮灰，天天围着孩子锅台转的妇女作为新手进入一线生产，导致生产效率受到明显影响。

而对比苏联的国防动员，苏联意识到了高技能人才的宝贵价值。毕竟，培养一名技术工人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而培训一个女战士几个月就可以了。所以，苏联在保障军工生产的同时，动员了大量少数民族牧民，妇女上战场。这样，既不影响后方的生产效率也保证了前线兵源的补给。

比如，基辅国立大学历史系的乌克兰大学生柳德米拉（下图），在战争开始后成为苏军排名第一的女狙击手。战后，柳德米拉同学成为了柳德米拉少将。

而且，早在开战最初的几个月，苏联已经花大力气，把西部各大城市的工厂迁入了乌拉尔山以东的大后方，一刻不停的高速运转着。留在城区的部分，在城市巷战中都还坚持着生产，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甚至出现了工人饿着肚子，活活累死在生产线上的“光荣事迹”。

第五、美国大量输血式的援助。

“乌克兰粮仓”被德军占领之后，苏联几乎到了“命悬一发”的危急关头。而恰好是此时西方盟国的大量援助，才使得苏联度过了难关。 举个例子，下图，描述这段美国援助历史的俄罗斯电影《歼灭任务》。电影讲的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一个运输线就是通过阿拉斯加用飞机到苏联远东地区，转运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时间长了，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和美国运输机女飞行员还发生了跨国恋。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执行转场任务的女飞行员并非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正式军人，只是妇女空勤飞行队WASP（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的志愿者，直到1977年，她们的贡献才获得美议会的正式认可。二战期间，美国妇女空勤飞行队一共飞行了6,000万英里，转场12,650架各型飞机（包括非常难以驾驭的B-25，B-17这样的4发轰炸机），牺牲38人。所以，美国对苏联付出的，可不单单是肉罐头。

此外，美国还援助了大量的铝材和优质航空油料，各种复合金属，特种钢，锡板，镍，镍铬丝；英国也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紧缺的高级原材料，保证了苏联发动机产量和质量；

还有95万公里电话线，5899部先进无线电系统和348部雷达，50万辆卡车和吉普等等。这些无线电设备，汽车和电话线，让苏联有了重建大型装甲集团的基础。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手德军战线拉的实在太长，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尤其是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德国四面临敌，从挪威到北非，广大的东欧、苏联占领地，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到处都需要分配兵力，这样导致战争动能分散各地；而苏联是大部分时间是本土作战，有主场优势。再加上前面提及的几点，苏军自然是所向披靡，一口气打到了柏林，最终把红旗插上了德国议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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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却被称之为弱宋？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化，经济，科技最繁荣的一个朝代。但宋朝自宋太祖开国以来，为防武将叛乱，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自此，宋在军事上接连失利。主要是没有可靠的军事领导。文人治国可以，国防上就有所欠缺。再者，汉人自古就是农耕民族，对领土扩张的管控能力不强，宋统一五代十国后，除幽云十六州外，内地十八省几乎在其统治之下，而中国自古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宋的辖区基本偏安于南方。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江南一带，经济富庶。到了宋朝时期，人口增长极大促进了劳动力的利用，很多商业贸易都已经成熟化。

汉人拥有很多北方人没有的手工艺，但有急需，因此，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加深了生意往来，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江浙一带在北宋灭亡后又得更大价值的开发。南宋早期，刚迁都“临安”就能很快恢复。农业上，开发屯田比较发达，以至于“苏湖熟，天下足”。宋朝经历了丢失北方领土以后，在南方经济得到再次复苏。中国这片土地又是海外番邦聚积的东方贸易中心，各种税收又为朝廷增加财政支出，政府的变法更使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形态更加商业化。从而造就了经济的高度发达。

由于，宋所处在的时代，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鼎盛时期，相比于当唐，已经失去了压制的优越性。唐末藩镇互斗，五代十国几十年的内乱，实力早已不如从前。这正是重蹈了西晋八王之乱后的状况。到了周世宗柴荣时，开始励精图治，宋太祖，太宗花光了后周的国力完成统一，消耗了太多实力，真宗时期，本应休养生息，开始治世，然而，辽已经在中原大乱时，早就作大了很多年，逐浙统一各部落，后晋时就开始侵犯中原，夺取幽云十六州，至汉，后周，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的最后的重耍天然屏障，与上了形成了对峙局面，北宋建国之初，太宗征北汉接着伐辽失败后，宋辽战争一触即发，骑兵没有了关山的阻隔，一马平川南下，在饮马黄河的情况下，依靠杨家将能守住江山就不错了。之后，真宗时又签订《澶渊之盟》，仁宗时西北部的李元昊又建立了西夏，南边的交趾又时常侵扰，对于宋来说，多面受敌，防不胜防。因此，历来各朝各代，见宋而不感其弱，弱宋之名，实则军事失利积累久矣。只能说，中世纪的中国，宋朝诞生在一个不太好的时期，天时，地利，人和，只占其一。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没有等待宋的军事发展，宋没建立之前，汉人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想要追赶也需要时间，因此，自宋仁宗前期，开始主持了庆历新政，宋神宗时又开始王安石变法。但又因为汉人仕大夫等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汉人内斗的本性也变得愈演愈烈。

王安石变法后期，越南李朝进攻我国广西地区，屠城邕州，宋廷派兵30万南下，多有死伤，与此同时，西夏蠢蠢欲动，极大消耗了宋朝变法改革所积累的实力，再加上官多，傜役繁重，民间负担不断，起义之事时有多生，先后爆发了四川成都，广南西路侬智高，水泊梁山，方腊等农民起义，为了镇压叛乱，大宋朝廷又得花财力人力物力去镇压，讨伐，安抚。招安后又得想方设法安置，供养，财政输出是个大问题，因此，宋这个朝代，能够生存空间太小，前朝留下的遗产远不及隋之于唐，失去先天性因素，对外没有先瞻性，开疆拓土本能不行，外有强敌声东击西，内有反贼四起，纵观宋三百年，几乎都在防御，巩固，治理，过多的精力被无限度的消耗怠尽，各方面都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点。

国家的发展，进入太平时期，汉人内斗十分严重，奸臣当道使得朝廷危机四伏。而两宋没能发展起来的同时，北方的主人再次更新，来得更加强悍。北宋靖康之耻后，汉人再度南迁，偏安一隅，以图收复故土，振兴中原。只可惜，宋金绍兴议和后，西夏不与宋接攘，交趾大理，吐蕃等宗蕃属国不敢惹事，失去了很多潜在危险，宋朝本应竞争北伐的，但因刚立稳脚跟，军力不足又错失时机，还有自宋理宗后，仕人早已“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皇帝也想做个偏安朝廷，不思上进，固土据守。再后来，一百年过去了，等来了更强大的蒙古，又复祖先海上之盟联金攻辽的覆辙，再次吃了联蒙灭金的亏。自此，南宋凭借着长江天俭，在蒙古铁骑的进攻下，硬是撑了几十年，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攻破临安，宋室南逃，1279年崖山海战的惨败，正式宣告宋的灭亡，中国由此进入了第一个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

宋朝自立国公元960―1279，经历了319年，基本与中国历代王朝不超过三百年大体相似，但其间两此被灭，也只是相当于流亡政府的苟延残喘，宋在这三百年里，深知军事无法超越邻邦，难以远迈汉唐。故此，在一个对外没有进展的过程中，对内却极为积极。宋通过自身的经济优势，对辽夏金进行上供岁币，虽然表面上看着屈辱，但实际上是“曲线救国”，为此，中国封建王朝，除了汉隋唐明等朝对内治民天下安定外，宋朝和平时期的治世不亚于各朝名代。

生活水平的幸福指数都是最高的。GDP占了当时全球的一半左右，可见基经济的繁荣，无人能比。三百年的“太平模式”发展之下，汉唐的尚武精神，汉人风骨，也形同金入主中原失去彪悍的特性一样，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元灭宋，汉人王朝的灭亡，其实一点也不冤，再加之利益集团间喜欢内斗，一直都保持在原点。天朝上国的思想体系，儒学的固化又迎来了朱程理学束缚，再华丽的过去也经不在时间的推移，与其说宋弱，不如说宋真的是生不逢时，但相比于其它各朝，印家中弱宋外强中干由此可现。这也就是宋之后，人为普遍认为宋弱的主要原因。

历代对游牧军队作战缺少马匹？

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政府，在养马这件事上，基本上都投入了十二万分的精力。别说鼓励老百姓养马这种基础操作了，像什么官办马场、公私合营养马制、强制百姓养马……所有现代人能想到的制度手段，古人其实都曾经用过。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王朝依然还是经常缺马呢？

答案期间很简单，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来说，马匹数量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原王朝最大的敌人，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而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机动性，中原王朝其实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以骑制骑，一个是以城制骑。

所以以骑制骑，就以攻代守。中原王朝也组建出强大的骑兵军队，去和游牧民族的骑兵军队正面对抗。而以城制骑，则是以守代攻的思路。靠着在边境修造城池或者长城，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然后再对北方游牧政权进行经济封锁，打贸易战，最后削弱对手。

这两个方法，不管哪一个，都需要大量的马匹才能支撑。前者就不用说了，没有战马，想要组建强大的骑兵军团，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成立。而后者以城制骑的思路当中，城池也不是单纯等着游牧政权围攻，而是要依托城池的防守能力，对外灵活机动作战，同样也需要足够的骑兵才行。

不管哪一种选择，对马匹的需求都是极为夸张的。所以中原王朝自古以来，都在想尽办法去养马。

但问题是，战马这种东西，他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得出来的。他需要空间，他需要食物，他需要人力。光是这三条，就让中原王朝在养马这件事上，变得困难重重了。

说到底，北方草原上适合养马，中原不适合。

首先是空间，草原上天高地阔，到处都是牧草。马可以随意奔跑，随意吃草。而换做中原的话，肯定是没有这种条件的。中原地区只要不是战乱年代，向来都是人多地少。所有能种地的地方，都被我们的祖先给开发完了，哪里还有让马生活的自然空间呢？

所以，中原地区想要养马，首先得把一块农田，转化为马场，然后在马场里养马。但如果是马场的话，不管是空间还是牧草质量，自然都远比不上天然草原。养出来的马的质量，自然也远不如草原战马了。

而且，马这种生物，他的粪便是酸性的。所以养过马的草场，以后再种地的话，粮食产量会下降很多。只有等很多年之后，才能重新恢复过来。

其次是食物。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草是不用人工种植的，所以养马的时候，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但是中原马场养马不一样，中原马场，首先得人工种植牧草，然后才能长出草来。这一来一去，成本上涨的可就太多了。

最关键的是，同样一块土地，如果种植牧草，可能只够养一匹马。但是如果种粮食，可能会养活三到五的人。而粮食的价格，也要远高于牧草。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中原百姓种粮食，要远比养马更赚钱。

第三是人力。人力也是最关键的一环。草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畜牧业发展，一个人可以养一百匹马，而且还不累。但是换做中原地区的话，一个人养十匹马，可能就筋疲力竭了。相比之下，还是种点粮食，或者去城里做点小买卖更赚钱。

草原和中原地区的这些不同，注定双方养马的成本截然不同。中原王朝养一匹马的成本，草原那边已经够养十匹马了。所以，中原王朝想要在中原大规模养马，那就等于是在和老天爷对抗，在和经济规律对抗。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自然会变得很困难。

但困难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马，中原王朝就打不赢北方游牧政权。所以不管再怎么难，中原王朝也必须要养马。

所以在这个时候，历代的统治者，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更好地违背经济规律，养出大量的优质战马来。如此一来，所谓的‘马政’，就成了国家的根本国策了。

首先是先秦时期。对于夏朝和商朝的马政，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我们知道得很少。不过那时候是奴隶制，国家只要强行要求奴隶养马就行了。这种制度之下，注定不可能养出太多的战马。但是好在，当时夏朝王室和商朝王室的主要敌人，也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的战马也不是太多，这样养殖倒是也勉强够用了。

而到了周朝的时候，因为周朝开始直接面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以对战马的需求也开始激增。所以后来，周王室不得不专门在甘肃天水地区，划出一块地方来，让自己麾下的马夫家族过去，专门给周王室养马。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马夫家族，经过三十多代人的繁衍之后，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秦国，最后统一了天下，彻底取代了周朝。

有了周朝的先例之后，接下来的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设置大规模马场，而且还得由中央官员直接管理，避免再出现某个家族，因为养马而崛起，最终改朝换代的事情。秦汉时期九卿里面的‘太仆’，就是专门管养马这件事的。

但问题是，古代科技手段比较差。集中养马，一旦马生了病，很容易会导致全军覆没。而如果把马分开养，在各地设置多个官办马场，又势必会导致养马的效率低下。

所以，到了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汉朝开始倡导民间养马。按照汉朝的管理制度，百姓养马，可以直接替代徭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汉朝养出了不少战马，这才得以支持汉武帝时期，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军团，对匈奴用兵。

但是随着汉武帝对匈奴开战，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要打仗，战马这东西消耗量就会极大。考虑到战马的养殖成本，这东西基本上就和烧钱没什么区别了。据后世史学家推算，汉朝打漠北之战的时候，一共出动了24万匹马，但是最后回来的，只有三万匹。当然，也有人说，当时应该是出动了14万匹马。但就算是14万回来3万，这个折损率也是相当恐怖了。

而且，到了汉朝后期，原本马政制度也开始运转失灵了。很多百姓发现，就算自己去服劳役，然后回来继续种地，赚的还是比养马赚得多。所以到了汉朝后期，百姓越来越不喜欢养马。而且那些官办马场，也会出现各种贪污吃空饷之类的情况。

当马政运转失效的时候，汉朝距离灭亡，其实也就不远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因为常年打仗，战马的折损率就更高了。而且在乱世当中，老百姓首先要考虑的，是养活自己。但凡自己有块地，肯定都会选择先种粮食，先让人吃饱再说。所以养马这件事，自然大家都比较抵触了。

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官方鼓励民间养马的策略，不太管用。所以接下来，到了隋唐时期，大家又恢复了周朝的方法。既然中原和民间养马这么困难，那干脆就顺应天时地利，直接去草原养马不就好了吗？

所以，隋朝和唐朝，直接把青海和甘肃地区，全部划分成了养马的地方。同时，为了防止周朝那种情况出现，隋朝和唐朝的统治者，还经常轮换管马政的官员。

如此一来，有了天时地利的支持之后，养马总该容易一点了吧？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确实也是如此。隋朝存在比较短，这个政策或许还没有太发挥作用。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这项马政就开始凸显出优越性了。到了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唐朝已经能养出七十多万的战马了。

正是因为战马数量足够多，所以后来唐朝打突厥和吐谷浑的时候，才能轻易将其灭国，发展成巨唐。

但是，这项马政，同样也是好景不长。因为养马的地方，距离中央太远。所以时间长了之后，贪污吃空饷的问题，就再次变得严重了起来。而且到了唐朝中期之后，随着唐朝失去了西域，草原再次成了边境。想要在边境养马，就注定会受到周围邻居的袭扰。

所以到了唐朝后期的时候，唐朝的马匹数量暴跌。甚至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某个节度使造反，因为手上没有马，干脆直接派骡子上阵了。

而到了宋朝之后，因为宋朝地盘比较小，根本就没有草原。所以宋朝只能重新把汉朝的制度捡起来，继续大力支持民间养马。为了鼓励民间养马，宋朝还推出了保马法和户马法之类的法律。只要你把马养出来，国家就会出高价收购。如果不小心养死了，国家还给你补偿。

这种制度，听上去很好是不是？但实际操作起来，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国家下放补贴的时候，各级官员不可能不贪污。百姓养马，成本依然还是很高。所以到了最后，老百姓算了一下，觉得还是种地更合适，养马怎么算怎么亏本。

所以，在整个宋朝，不管国家怎么鼓励，宋朝的战马始终都不算多。

接下来的元朝，因为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所以在养马这件事上，更是极为重视。元朝不但在草原上大规模设置官办马场，甚至还在中原地区，设置了很多大规模的马场。非但如此，很多元朝高层贵族，也喜欢自己开辟一块地方，专门养马。

但这样一来，马的数量是够了，可是耕地的数量就不够了。所以到了元朝中后期，虽然马的数量不少，但是老百姓却不干了，直接起兵造反，最后推翻了元朝。

至于明清时期，则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既要保证战马的数量，又不能侵占太多耕地。既要在边境草原养马，又要防止马场出现贪污的情况，同时还要防止周围的邻居来进行骚扰。

明朝政府，也曾出台过鼓励民间养马的政策。但结果，同样还是和汉朝差不多。初期大家觉得还不错，都愿意养马，所以马匹数量支持朱元璋统一天下。而到了中后期之后，老百姓稍微一算账，又发现养马会亏本，所以又没人养马了。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明朝开上了很多行政命令，强迫某些家庭，必须只能养马，不能种地。但这种制度，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反对的人太多，所以同样也渐渐失效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养马的情况。

总结起来：国家想要大规模养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开设官办马场，但这势必会导致贪污的情况出现，而且还需要把马场设置在边境，比较危险。

二是让百姓养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大多数时候，养马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后来国家只能想出各种鼓励政策，鼓励老百姓养马。比如免除徭役，下发补贴。但是这些鼓励政策，势必都会因为下面的官员而走样。当一个国家到了王朝末期，官员贪污成风的时候，这些鼓励政策就会失效，老百姓养马就会再次亏本，所以就又没人养马了。

说到底，对于古代中原王朝来说，大规模养马，就是在和经济规律背道而驰。但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家又不得不养马。所以，养马的问题，一直都是历朝历代最大的一个难题。在古代科技手段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养马的问题，基本上就不可能。